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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地方新政，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社会实验。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五月地方新政所展示的不同的社会实验，不论形式和具体内容的差异，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积极探索改进政府自身建设，落实政府责任的新途径；在于改善政府服务质量，提升政府服务水准。简言之，落实责任和改善服务成为地方新政的一体两面。

每个国家仅有唯一的中央政府，却有为数众多的多样性的地方政府。相比具有宏观价值和战略意义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更为密切，与差异性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多样性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的联系更加紧密，更能提供切合公民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陕西神木实施全民免费医疗 每年报销上限为30万元”获得网友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凸显出地方政府主动改善医疗健康服务的积极意义，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整个社会对医疗公共服务的渴求。公费医疗并非新的概念，其本身也不是制度创新，无论是西方福利国家的公民，还是我国的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都享有公费医疗。神木的新政之所以新，就在于在范围上覆盖了整个区域的全部户籍人口，打破了城乡二元分割的服务体制；在层次上比目前国家试点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水平更高。毫无疑问，神木县域经济的实力并非全国最强，但是其能够率先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上实现公共财政的公共取向便是新政最积极的意蕴所在。

哈尔滨城管实行针对持下岗证、特困证等六种证件的小商贩“六不罚”新举措，这种选择性执法政策规定，无疑会给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增加信息甄别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非意图的社会后果。但是，瑕不掩瑜，这一新政的出发点在于在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情势下，照顾困难群体的生存问题，其亮点在于城市管理执法理念从“处罚”和“清理”向“教育”和“服务”转变。如果能够更进一步寻求一种居民饮食健康、市容整洁、市场秩序和关怀困难群体多种利益平衡的机制进行更彻底的变革尝试，为所有的小商贩提供一种谋取生计的自由的适宜环境，无疑，将具有更深远的变革意义。

“福建新政：取消夫妻投靠落户限制”，通过放宽对夫妻之间，未婚子女与父母，未成年的（外）孙子女与（外）祖父母，无人照顾的父母与子女，军人子女的落户限制，使得户籍的迁移更具人性化。在无法彻底改变现行户籍制度的前提下，与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社会相适应，给予公民更充分的迁移自由，是一种开放性的尝试，其本身也是政府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的一种体现。

应届毕业生在沈阳买房落户可享受“十项免费”服务，是沈阳市针对外埠生源毕业生在沈阳可以先落户再找接收单位，并且可以享受沈阳市人事局提供的“十项免费”就业相关服务。这一政策规定的亮点在于，一方面，可以改善应届毕业大学生群体的就业服务，减少求职就业中的实际困难，帮助他们更好的实现求职就业；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沈阳的经济社会发展吸纳和储备更多的人才资源，这一前瞻性的新政，实现了改善服务与经济发展的良好结合。想发财致富请登陆6788.cn

如果说改善服务质量，提升服务品质，以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和制度举措为社会公众谋求福祉是地方新政的一个方面，那么，积极探索改进政府自身建设，通过将具体的理念转化为明确的制度规定，明晰和落实政府及公职人员的责任，则是地方新政的另一重要维度。

“石家庄：发生较大安全事故即可追究领导责任”，通过安全生产的具体规定和行政责任追究办法，通过实体性和程序性的制度规范，明确安全生产的事故的责任追究主体，既是对公民生命财产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实践责任政府理念和政府问责制的具体探索。

“广州新任命国企领导无行政级别 经营班子将职业化”，目的在于理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实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分级管理，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和可视作的行政级别，这一新政是倡导多年的“政企分开”的拓展性创新，打破了长期停滞的状态。作为计划经济的历史遗留，在一个行政主导的社会，不仅国有企业及其领导被赋予响应的级别，而且国有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都存在科层化的色彩。广州的改革，让国企回归企业本色，让国企官员回归企业家本色，这种“去行政化”的过程，将避免政府和官员直接或间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符合公务员法的精神，是落实法治政府的体现。如果这一改革能够被其他地方和事业单位所学习和效仿，这一新政本身将具有更大的治道变革意义。

“河北行唐：民众网上举报 纪委网下反腐”，在县纪委设立“干部作风建设网络舆情采集中心”，通过举报QQ和电子信箱受理行唐县域范围内的党员干部违纪信访举报，并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征集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全国各地广泛实行的书记信箱到市长电话，政府一直尝试采用新的技术手段，监督政府公职人员。河北行唐的网络舆情采集中心，其新颖之处在于拓宽社会公众参与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渠道，构建群众反映诉求的新平台，从社会制约的角度尝试建立廉洁政府的新机制。

“辽宁辽中县选拔干部任前审计”，目的在于科学运用经济责任任前审计制度，对准备提拔调整的干部先免职待岗，然后进行经济审计，把审计结果作为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应该说，这一新举措避免了在干部任用上免职书与新职务的任职书同步发放存在的弊端，实施四年来，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事实上，这一任前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完全可以在范围上进行扩展，如任前财产公示，保证新任公职人员的廉洁性，提升整个干部队伍的廉洁度。

“银川：公职人员不及时办理媒体反映问题将被问责”，通过出台专门的问责规范，规定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办理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不及时或敷衍塞责的，有关单位的负责人、责任人将被问责。此外，办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议案、建议、提案，以及“12345”市政府专线电话反映的问题不及时或敷衍的，也要被问责。这既体现对“无冕之王”的媒体和舆论监督的重视，对权力机关和政协监督的重视，又体现出对公务员问责制的具体化，明晰化。当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提供公民个体参与监督的有效途径。

“深圳：新闻发布引入问责制 领导意志让位新闻规律”，深圳认识到在热点信息披露不及时可能导致的不良社会后果，通过制定统一的工作规范，明确新闻发布的责任主体和时限，快速、主动、准确的向社会发布信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与此同时，对新闻发布不积极作为、不及时、不规范将实施问责。这一制度化的规定，不仅有助于推进政府问责制在信息公开领域的细化，而且对于建立阳光政府，开放政府，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推进新闻发布制度公开化、规范化具有双重积极效应。想发财致富请登陆6788.cn

从总体上来看，上述十大地方新政，更多的是把中央政府倡导的改革取向和社会公众期望的价值选择落到实处的过程。无论是改善医疗服务，提供宽松的自由经营环境，减少落户限制和改进就业服务，还是安全生产责任追究明晰，干部任前审计，网络舆情监督平台的构建，国企及其领导无级别规定，对媒体反映问题的重视，以及信息发布的问责都体现了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如何“善待民”，保障公民权利更好的实现；如何“严律官”，限制和约束政府官员权力和责任更好的落实。

事实上，中央政府提出一个基准的改革标准和宏观方向，主导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地方政府完全可以结合自己的经济、财政实力，区域社会生态环境，按照不低于中央的改革标准，不偏离中央的改革方向的原则进行探索性的尝试。反过来，这种积极的变革实验将具有制度扩散效应，既可以为其他地方的政府所学习和借鉴，又可以为中央政府下一轮改革方案提供参考和示范，演变成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使得中国的改革具有更多的实践基础。这既是地方政府积极实施新政的意蕴，也是人民网时政频道长期关注十大地方新政，对地方政府的技术创新，管理方式创新，制度创新等保持敏感性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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